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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构项目募集社会资金 法定代表人被判集资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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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高級管理人員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經營管理者,是私募基金行業的從業人員,不僅是私募機構合規健康發展的基礎,也是行業實施行政監管、自律管理以及行業服務的重要對象。作爲私募機構高管人員以及相關從業人員,應當依法取得基金從業資格,秉承誠實守信的職業操守,具備專業勝任能力,切實防範利益沖突,遵守相關競業禁止以及不得違規兼職等規定,做到勤勉盡責,恪盡職守,堅守職業道德,愛惜個人執業聲譽和誠信記錄。據統計,截至2020年底,基金從業人員注冊規模由2013年1.3萬人增長至75.63萬人,已取得基金從業證書的有68.02萬人,其中,在協會登記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中注冊基金從業證書的有16.1萬人。在自律管理中發現,個別從業人員通過主動挂靠或者出借資格等方式挂名私募機構高管人員,有的私募機構高管人員任職期間未能勤勉履職且對于違法犯罪行爲負有直接責任,有的私募機構高管人員離職後未及時變更協會登記的高管公示信息等,上述行爲嚴重擾亂私募基金行業管理秩序,損害投資者合法權益,可能面臨監管處罰、紀律處分乃至于依法承擔相應民事、刑事責任。截至2020年底,協會共對99家私募基金管理人、101名基金從業人員作出紀律處分。

本期案例主要關于私募機構高管人員違法犯罪行爲以及相應法律責任。爲了持續提高基金行業治理水平和從業人員執業素養,協會將不斷總結高頻違規案例,緊密圍繞行業機構、從業人員以及專業中介服務機構等法律主體以及不同案由等進行選題,充分發揮以案說法的教育警示作用,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爲從業人員敲響警鍾。基金行業案例編寫是項長期重要工作,離不開行業各方專業力量支持和參與,希望行業專家以及專業機構踴躍提供相關案例稿件,共同推動和引導基金行業合規健康發展,投稿郵箱:fundcase@amac.org.cn;聯系電話:(010)6657-5036。

【案情簡介】
2014年3月,徐某夥同蔡某成立了A資本管理有限公司(簡稱“A公司”),2014年6月4日,在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簡稱“協會”)登記爲私募基金管理人,由徐某擔任該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蔡某擔任合規風控負責人。在資金募集的籌備過程中,徐某聯系了某國有銀行支行大堂經理高某,商定由高某負責提供客戶並募集資金,約定以吸收資金總量的2.5%作爲高某的提成比例。此後,徐某分別在2014年4月11日、5月5日注冊成立兩個有限合夥企業,作爲基金項目運營載體,上述兩個有限合夥企業未作爲私募基金産品在協會依法備案。隨後,徐某以投資某市某貿易公司、某市某醫療器械公司爲名,虛構《A公司—某煤炭公司供應應收賬款項目投資資金》《A公司—醫療産業投資資金》等投資項目,以支付高額利息爲誘餌,向黃某等12名自然人投資者非法募集資金2533萬元人民幣。
在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後,由于A公司未在協會規定期限內備案完成首只私募基金産品,2016年5月,協會依法注銷A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記並予公告。截至A公司及相關涉案人員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時,徐某已退還部分資金,最終仍有1,408.1萬元人民幣無法歸還。
2019年6月29日,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刑事判決,認定A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犯集資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對于蔡某、高某等另行立案追究刑事責任。徐某對一審刑事判決不服並提出上訴。省高級人民法院經審理後,認定一審法院關于徐某“以非法占有爲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特別巨大,嚴重損害社會公衆利益,擾亂國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行爲已構成集資詐騙罪”的判決結果並無不當,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定罪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依法作出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評析】
本案中,徐某、蔡某等夥同國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假借私募基金名義從事非法集資活動,面臨嚴厲刑事制裁,違法犯罪行爲具有典型性,該案對于從業人員具有教育警示意義。結合本案內容,主要從集資詐騙罪犯罪構成要件以及刑事責任承擔等方面進行簡要評析:

一、集資詐騙罪有關法律規定及犯罪構成要件
《刑法》原第一百九十二條對于集資詐騙罪構成要件以及不同情形下刑罰處罰檔次進行規定,“以非法占有爲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産。”
考慮到非法集資犯罪形勢日益嚴峻,作爲高發的涉衆型犯罪活動,具有參與人數多、分布地域廣、影響範圍大等特點,嚴重危害社會經濟秩序穩定,應當與時俱進地完善基礎法律制度。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十一),進一步加大對于非法集資類犯罪活動,特別是集資詐騙行爲的懲治力度,該修正案將于2021年3月1日正式生效。
該修正案將《刑法》原第一百九十二條修改爲,“以非法占有爲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産。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上述修改主要變化在于:一是將本罪原有限額罰金制結構修改爲無限額罰金制模式,取消集資詐騙罪最高五十萬元罰金刑的上限限制;二是在犯罪成立基本情形下,明確法定最低刑爲三年有期徒刑,提高該等情形下法定最高刑,由原來的五年提高至七年有期徒刑,將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情形下的法定最低刑提高至七年有期徒刑,將法定最高刑提高至無期徒刑,並吸收了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情形;三是將本罪涉及的單位犯罪由在《刑法》第二百條集中規定改爲作爲第一百九十二條第二款單獨規定,並明確罰則,同時,銜接適用本條第一款,以期達到加重處罰的效果。
對于集資詐騙罪犯罪構成要件,本罪侵害客體主要是公私財産所有權和國家金融管理制度,單位和自然人都可以作爲犯罪主體,在客觀要件方面,主要表現爲行爲人必須實施使用詐騙方法非法募集社會資金且數額較大的行爲,而是否構成本罪關鍵在于主觀要件是否“以非法占有爲目的”,這是與非法吸收公衆存款罪進行區分的關鍵因素。“以非法占有爲目的”是指行爲人在主觀上具有將所募他人資金占爲己有的目的,《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法釋[2010]18號)第四條列舉了主要認定情形,包括且不限于集資後由于不用于生産經營活動或者用于生産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肆意揮霍集資款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攜帶集資款逃匿、將集資款用于違法犯罪活動、抽逃或轉移資金、隱匿財産以及逃避返還資金等。
本案中,徐某等虛假設立投資項目,以支付高額利息爲誘餌,通過國有金融機構工作人員高某以及A公司業務人員向不特定對象宣傳推介,非法募集資金2533萬元,主要用于借新還舊以及個人消費支配,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符合本罪構成要件,符合“數額特別巨大”相關追訴標准,依法應予追究刑事責任。至于A公司是否構成單位犯罪,根據《刑法》以及《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幹問題的意見》等規定,“個人爲進行非法集資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單位設立後,以實施非法集資犯罪活動爲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對單位中組織、策劃、實施非法集資犯罪活動的人員應當以自然人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本案中,A公司設立後,主要被徐某等用于實施非法集資犯罪活動,因此,法院判定以徐某等自然人犯罪論處,不構成單位犯罪。

二、對于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寬嚴相濟”的刑事政
在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基礎上,爲了更好體現刑法謙抑性,發揮法律教育、指引、預防犯罪等作用,在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國家采取“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根據《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若幹問題的意見》等規定,“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應當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依法合理把握追究刑事責任的範圍。要根據行爲人的客觀行爲、主觀惡性、犯罪情節及其地位、作用、層級、職務等情況,綜合判斷行爲人責任輕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重點懲處非法集資犯罪活動組織者、領導者和管理人員。對于涉案人員積極配合調查、主動退贓退賠、真誠認罪悔罪的,可以依法從輕處罰;其中情節輕微的,可以免除處罰;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作爲犯罪處理。”
本案中,作爲A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徐某在實施犯罪行爲過程中是主要發起人,屬于組織者、領導者及管理人員,案發後未能積極主動向投資者退贓退賠,導致仍有1400余萬元資金無法歸還,給投資者造成巨大損失,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罰金三十萬元。徐某作爲私募基金從業人員尤其是私募基金管理人的高管人員,由于從事違法犯罪活動,最終受到法律制裁,對整個行業從業人員具有警示教育意義。
爲了維護國家金融秩序穩定,維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國家嚴厲打擊各類假借私募基金名義從事非法集資活動的行爲,基金從業人員應當自覺遠離非法集資活動,遵守職業道德,防範職業風險,堅守從業底線,樹立並珍惜良好職業形象與行業聲譽。

(本文由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初雁南撰稿,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法律部柯铮審校)

(文章來源: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